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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发展脉络第一次被整理得如此清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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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竞成 刘文先


篇首语:

     任何一个学科,都有其清晰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农学、音乐、美术以及医学等。这些学科的一个共性就是其发展都具有漫长的演变发展的过程,而且未来还长期持续地发生新的变化。梳理这些学科的发展,势必要涉及其悠久的历史,分析其发展的轨迹,总结其发展的规律,预示其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等,以史为镜,知古鉴今,在学科发展的过往经验、教训和智慧中,汲取学科未来继续前行的养料,规避发展中的误区,使学科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对于医学史,特别是传统医学史及传统医学学科的发展而言,关照、总结和辨析其历史,同样具有类似的重要意义。


     我们在前人关于此领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梳理,并将整个传统医学按照时代和医学的阶段性典型性特征,将其概括分为:传说的传统医学、本能的传统医学、巫术的传统医学、经验的传统医学、理论的传统医学、融合的传统医学6个部分,以飨读者。


     在这个分类中,我们有意识地体现并进行如下区分。一是按照人类认知的层级,我们将人类的传统医学概括分为:不知其然的传统医学、只知其然的传统医学、知其所以然的传统医学三个阶段。传说的传统医学阶段、本能的传统医学阶段、巫术的传统医学阶段,我们认为是不知其然的医学阶段,其中巫术医学是不知其然的医学的高级形态。二是从学科的角度,并兼顾传统医学史研究的动态性和整体性,将人类传统医学在其成“医”或“医学”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稚嫩、朦胧发展期,概括总结为“前”医学时期,比如我们提到的本能的传统医学、传说中的传统医学等。从历时性的观点看,这是一个医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然而从共时性角度而言,可以支撑医学始源观点的素材可谓是凤毛麟角,但这并不是说其没有了认识和研究的价值。人类医学从巫医巫术起,开始呈现实践中的“医疗”特点和理论上传统医学“学科”的雏形,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当从巫术医学开始,并逐渐发展成为成熟的经验医学或理论医学。而后期往往是传统医学作为学科的成熟发展阶段,且经验和理论相互之间常常处于融合又并无明显界限的状态。文艺复兴之后,现代医学诞生。现代医学是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基础上的医学,与传统医学注重经验和传统知识与技法等呈现显著的差异,但是人类目前的医学格局仍然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并越来越呈现传统与现代融合发展的新趋向。我们从学科发展变迁的角度,将这种传统与现代“并行且融合”的状态称之为传统医学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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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传统医学发展脉络第一次被整理得如此清晰(一)”我们将和您一起分享“传说的传统医学”、“本能的传统医学”两个部分。


1.传说的传统医学

     人类起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而人类医疗活动的出现无疑也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然选择、劳动、语言、大脑机能的完善等因素如何影响人类医疗实践的诞生,其具体机制尚需深入研究。这种问题及其对问题的解释,同样适合于回答关于人类医学始源的问题。正是这种无法科学考证的不确定性,使得神话传说等自然地成为传统医学始源的一种“常规”的解释。其观点大抵认为医学始源于圣人,这些圣人一般为传说人物或具有半神半人性质的超凡之人。例如中国传统医学的黄帝、炎帝、伏羲、神农、岐伯等人物,埃及传统医学的医神印和阗(Imhotep)、古希腊传统医学的代表阿斯克勒皮厄斯(Asclepiu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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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和岐伯,源自明代《本草蒙筌》中重刻增补图像)


     中(汉)医学的起源,知名度最大的传说莫过于“神农尝百草”,而类似于这样的传说,同样还有不同的“圣人”及“版本”,比如“炎帝尝百草”“伏羲尝百草”“岐伯尝百草”等,以及炎帝和神农是否为同一圣人等,皆无定论,亦无法定论。

     炎帝尝百草:“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复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斯民居安食力,而无夭折之患,天下宜之。”

     伏羲尝百草:“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极夭枉焉。”……“伏羲始尝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后五谷乃形,非天本为人之生也。

     黄帝、岐伯尝百草:“(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众所周知,这是一种人们对生命、对医学的敬畏,并在此基础上心甘情愿地形成一种民意的集中投射,大抵是认为非圣人不可能创造医学,非圣人不能保障人间凡世的健康福祉等诸如此类的原因。这种观点在现代科学意识尚未产生之前的古代,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主流认识。比如《淮南子》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名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书传之微者,唯圣人能论之”。而何为圣人:“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便谓之圣”;“圣者,人事之极号也”。社会的变革或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这样的人,医学也不例外。没有他们,医学只能有量的发展,难于出现质的变化。这大概是医学始源之圣人说一个切中肯綮的解释了。除了中(汉)医学,我国传统医学大家庭中的藏医学、蒙医学、维医学、傣医学等,其医学作为一个学科或者其具备系统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之前,即我们所谓的“前”医学时期,同样因为各种神话传说、圣人演绎、宗教色彩等而显得扑朔迷离,真假莫辨。

     藏医学所处的“前”医学时期,古老的苯教文化及其中通达的先知人物往往容易被推举为藏医药的开山鼻祖。苯教文化是藏民族两大传统文化体系之一 ,与佛教文化一样 ,它也是藏族古代文化的基石。通过对一些苯教史料的研究和分析 ,有的学者提出藏族最早的医学著作是苯教文献中的《医学九经四部》(朵古崩习) ,还有学者认为辛饶米沃且的八大弟子之一杰普赤席实为藏医之鼻祖。在苯教中,辛饶米沃且被看作是生来就有超自然能力的大彻大悟的圣人神人,他在苯教文献及教义的形成及传承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杰普赤席即承袭了其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加以发展而成为后世藏医的渊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论述中“圣人创造医学”的痕迹,与中(汉)医曾认为黄帝、伏羲、神农为中(汉)医药之始祖的观点极为相似 ,将一种学科的创立都归功于某个或多个无所不能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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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苯教上师唐卡,源于网络)


     在维医所处的“前”医学时期,同样流传着关于本民族医圣的传说。据说在维吾尔民族中,代代流传着一个有关医圣“罗克曼艾克木”的传说,罗克曼艾克木作为维吾尔族人的医神,人们对其无比尊重,连自然界的植物花叶、飞禽走兽、矿山沙漠、河川树木每见到这位医圣,都自报家门说:“我乃人间之圣药”,并诚恳的介绍自己的性味功能。有一天国王宴请各部落首领时,在吃羊肉的时候不幸被一刺骨梗于喉中,请遍诸医均无良策,最后请来了医圣罗克曼艾克木。医圣诊完病说:此病非杀王子,饮其血不可治。国王听后,怒而不治,数日过去,国王病情更加危急,再次请来医圣,罗克曼艾克木仍如前说,国王不忍心杀王子,拒绝治疗,几天后,国王病重危在旦夕,众部落首领恳求国王接受治疗,认为以国王之尊,国家可以无王子,而不能无国王,国王终于同意接受治疗。医圣将国王双目用布蒙裹,让他站在房梁下,又将一山羊吊于梁上,山羊哭声酷似王子的哭声,医圣使人杀了羊,鲜血淋入国王口中,国王顿时放声大哭,使刺骨从喉中飞出。事后,国王看到王子安然无恙,病也很快痊愈。这个传说虽然离奇,但是无疑表达了古代的维吾尔族人对其心目中医圣的爱戴以及对医学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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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医《古医逢春》,源于网络)


     西方传统医学的“前”医学状态,同样是一个医学研究或者涉医类话题中常被提及的话题,尽管其中充斥着没有“科学依据”的推测,但是人们仍然饶有兴致地将之提起。罗伊·波特所著的《剑桥医学史》,在“医学的起源”章节提到:“大约在1570年,巴塞尔(Basle)大学内科医生兼医学教授茨温格(Zwinger.T)将医学和技艺的鼻祖溯源到古希腊时期。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尽管他不完全相信一个像阿波罗那样的异教徒的神灵曾经创造了医术而造福于人类,他却接受了半神的阿斯克雷庇亚(Asclepius)为医学奠基人之一,神话了的半人半马的开隆(Chiron)为药物学缔造者的说法。但是他认为在很早以前上帝就把用于治病的所谓药物置于这个世界,以期后人去发现……有人可能会讥笑茨温格对于历史的虚构,但他借助于神话传说表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医术和药物的出现要早于任何文字记载或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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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克勒皮厄斯和他的女儿Hygieia,古希腊医学认为她是负责健康、清洁、卫生的神。源自维基百科)


2.本能的传统医学

     与神话的传统医学起源观比较,持传统医学始源于动物本能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可谓是与前者相当。医学始源于动物本能,主要是指人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当其面对疾病和疼痛时,会有基于动物天然的抵抗和防御机制引发的具有医学意义的防护行为,与后来人的医护行为类似,故而认为医学的始源来源于所有动物的本能。

     众所周知,人是一种高级动物。这既指出了人具有动物也拥有的某些行为,也具有高于一般动物或者一般动物不具有的行为。我们可以用动物本能和人类行为两者予以区分,这也是我们考察人类医学行为和动物本能两者之间差别的基础。大家都听说过黑猩猩搬运箱子获取香蕉这个熟知的实验。黑猩猩为了取得它熟知的但是因位置太高够不上的美味,有时会发现角落中的箱子可以助它“一臂之力”,并借此登高而如愿以偿。设想,如果把这只黑猩猩换成是一只受伤的流血的黑猩猩,把香蕉换成是一块悬挂在空中的纱布绷带,它是否还依然会借箱登高取下那个它认为不甚熟悉的东西,并用它包扎伤口呢?其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涉及黑猩猩的动物本能、黑猩猩的经验、黑猩猩的智力等杂合的因素。这其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可能就是医学实践和非医学实践,人类医学实践和动物本能之间的界限问题,或者处于一个模糊的地带。动物的本能行为,是指完全正常的动物,不需经过学习、练习、适应、模拟或经验,即能表现出某种协调一致的复杂固定性行为。本能不单是对简单刺激的局部性反应,而且是按预定程序进行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其程序有繁、有简,延续的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是同种动物所共有的,是一种与生俱来而且不会轻易丧失的行为。动物本能行为可以分为两个层级,一是不借助于任何工具的动物本能行为,这种行为遗传性和固定性均比较强,比如我们熟知的蜜蜂采蜜、蜘蛛织网、孔雀开屏、鸟类筑巢迁徙等,这种既定的遗传的固定行为,往往是一种 “天性使然”,一般不纳入医学视野,纳入医学视野的,可能与医学相关的,是动物更高一级的本能行为,这一层级应该是“介于天性”又高于“天性”的行为,这类本能活动要借助自然物或外力,并带有一定的救护、护理的动物行为,一般指动物缓解疾病或痛苦的行为。比如,水牛入水以解热驱蚊、老鼠中毒寻饮泥水以祛毒、犬类肠胃不适吃草以催促呕吐、动物舔舐伤口以减轻疼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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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苛勒所做的黑猩猩取香蕉的实验)


     其实光有这些动物本能行为,我们依然比较确信地认为,人类的医学和这些动物的本能救护行为,还是不能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那么该如何看待和认识这些动物的行为呢?一方面因为每一个生物个体在受伤的时候或者遭到“外敌”侵害等的时候,总会调动自身的防御机制,采取一些来自于本能的救护行为,比如舔舐伤口、休息、饮水等措施,以及其它的诸如遇到危险的退缩、变色、伪装等求生行为,都属于本能的行为。另一方面因为人是高级动物,有着其他动物永远也无法达到的智商和认知,这是质的区别。黑猩猩是我们考察一般动物和高级动物——人的一个很好的参照。黑猩猩能够做出各种接近于人的行为,比如一般动物不会使用树枝,但是黑猩猩却可以利用树枝(貌似接近于人类的工具)做各种接近于人类的活动,比如从树洞中掏取食物、剔牙、挠痒、掏耳洞等;又比如一般动物伤口出血,象猫狗等,最多会去舔舐创面,但是黑猩猩却可以找来树叶等予以敷盖或者以前肢摁住以止血,这些正好说明黑猩猩作为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人”,它的动物本能正在脱离“天性”(动物本能)而升级为一种“人性”(人的行为),它作为过渡,把天性和人性既做了一个隔离,又表现了一种天性与人性的天然联系,属于藕断丝连的状态。我们不探讨和争论医学是否来源于动物本能的行为,但是不能否认,处于早期时代的原始人,也是一个智力正在完善、实践在不断成熟的人,其对于医疗上具有的简易的基于本能的处置,和一些动物特别是较高级的动物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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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猩猩巧用树枝剔牙,源于网络)


     中外医史学家在这方面也有精彩的论述,比如陈邦贤说:“因为人类是有理智的,他能够集合许多经验的疗法,并且愈传愈广,由每个各人的进步,而愈熟练,这种极简单之经验,即为后日医学发达之萌芽。”比如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说:“假使我们认为‘医学’一词是指自己或借助于他人以解除痛苦,或修补由外伤或疾病所致的损伤,那么首先便应想到医学起源于人的本能,正如痛苦最初的表现也来自本能一样,这种本能的医学甚至常见于动物。”而动物为什么没有在这些本能基础上发展出来动物医学?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文而化之的过程或机制。如马伯英所说:“人类残存过一些动物本能,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越进化,本能越退化。”

     作为动物本能的自救行为,因为是内源的、遗传的,学习和经验的色彩很淡,很少因经验的积累而有所进步和改变,故很难发展成为一类有意识的、自觉的、较系统的医疗救护行为。这就是千百万年来动物的救治本能基本上依然踏步于原地的根本原因所在。即使是和人类的早期医疗行为相比,动物的那种自救本能依然还有层次上和本质上的差别。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医学行为,源于动物本能又高于动物本能,人类进化的过程和医学发展的过程,是人类之经验、技能、理论等愈加凸显而本能愈加退化和弱化的过程。比如“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已是古代中原人民有意识、有目的、主动“寻医问药”的探索和实践;古代藏族先民受天葬这种传统丧葬方式的影响逐渐建立发展起来的藏医解剖学;青藏高原地区先民受青稞酿酒和酥油提取技术启发形成的一整套消毒、止血、治疗外伤的方法;古代新疆地区利用天然的自然环境和地缘条件,喜欢以浸泡温泉的方式缓解劳累、用灼热的细沙掩埋肢体来解除关节疼痛,由此发展起来的温泉疗法和埋沙疗法,一直沿用至今。上述这些人类行为,已然从动物的本能行为跃升为人类的医疗行为,两者之间已经有霄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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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之“大中医”“二层面”“三分法”“五要素”图示)


本节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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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尔图罗·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甄橙译,医学史(上)[M],南京: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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